近日,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政府間委員會第十一屆常會上,我國申報的“二十四節氣——中國人通過觀察太陽周年運動而形成的時間知識體系及其實踐”通過審議,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至此,我國有中國皮影、中國剪紙、中國雕版印刷技藝等三十一項非物質文化遺產被列入該名錄,成為目前世界上擁有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數量最多的國家。
我國自2004年批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以來,頒行《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公布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其他各級政府部門也紛紛在普查的基礎上建立、公布了省級、市級、縣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統計數據顯示,目前,我國已經公布四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共有1372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入選。 目前,我省公布了四批名錄、427項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各地市、區縣也建立了相應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發掘整理了數量可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入選其中。公布各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目的在于保護,而非遺項目數量增長如此迅速,在肯定其所起到的保護作用的同時,筆者也對某些地區非遺項目“大躍進”的現象產生了擔憂。
筆者各地采訪的過程中,接觸了多個非遺項目和非遺項目代表性傳承人。在基層,有很多瀕臨失傳的非遺項目被發掘和保護,也有非遺項目“被成為”非遺；有的非遺項目在某一地區流傳廣泛,由于受到行政區劃的限制,同一個非遺項目成為多個市縣的非遺；從事同一非遺項目的傳承人,各拉一派,成為不同的非遺項目……這些現象雖然是極少數個案,也不禁讓筆者產生非遺項目數量是否有水分的疑問。
非遺項目要保護首先就得有發掘,數量增長則是在情理之中。在筆者看來,盲目的數量增加則給非遺保護帶來了矛盾:有更多的非遺項目被發現,這些項目是不是都得到了很好的保護?會不會陷入“重數量、輕保護”的怪圈?
如何解決這一矛盾?筆者認為,非遺的保護不僅需要重視挖掘非遺資源、增加受保護非遺的數量,更要重視非遺保護的質量。
首先,政府相關部門要有正確的“非遺政績觀”。要意識到,單純的非遺數量增加并不意味著非遺保護工作成績的突出。更何況,隨著越來越多的非遺項目進入保護名錄,非遺項目的數量不可能維持持續的高速增長,新挖掘的非遺項目數量應有規律的遞減。對于政府相關部門的考核,也不應該以數量作為衡量標準。
其次,對于不同地域、不同人群共同占有的非遺項目,需要合作保護。而不應破壞其完整性,以地域、人群劃分成不同種類的非遺項目進行保護。這就要求打破行政區域、派別的劃分,對相類似的非遺項目進行合作保護。以“蒙古族長調民歌”為例,在2008年,我國同蒙古國聯合申報了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并獲得通過。有專家認為,這體現了聯合國保護非遺所傳達的“共享”精神。非遺項目的保護,需要更加強調“包容性”,不應單純地定義為屬于某一地區、某些人群,而應是共享的文化遺傳。
